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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為「五四」運動提供了輿論導火索?

2018-05-05 07:27:43 点击: 来源: 止戈网 反馈
导读:時間有如流水,赤忱已成永恆。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迄今已整整99年。
  文丨鄭曼玲

  時間有如流水,赤忱已成永恆。作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爆發於1919年5月4日的五四運動迄今已整整99年。曾經見證並記錄了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百年老報《大公報》,在這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節點上,依舊沒有缺席。某種意義上,它甚至可被視為引爆這場反帝愛國民主革命的輿論推手,那股波瀾壯闊民主浪潮中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且將歷史指針回撥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時。當時,由於段祺瑞政府力排眾議對德宣戰,中國終成戰勝國。1919年初,重新瓜分世界的巴黎和會召開,國人目力集中於此,希望中國能在國際政治外交中一掃過去受人欺辱的歷史,收回戰前被德國侵佔的山東。

  《大公報》胡政之為採訪巴黎和會唯一中國記者

  當時之中國報刊,在國際報道上向來依賴外國通訊社,缺少自己的聲音,「一披閱中國之新聞紙,則英國半官方式『路透社電』之消息,連篇累牘,……而國際新聞為尤甚」。而外國通訊社在新聞報道中,往往以本國利益或西方列強的利益立場為重,報道中缺少「中國視角」。因此,就「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利益得失」這一國人最為關心的問題,一般報紙刊載的信息,根本滿足不了受眾的需要。

  胡政之資料圖片

  天津《大公報》對此極為重視,意欲謀求突破,時任經理兼總編輯胡政之決定親赴巴黎採訪。他離開天津,經日本坐船先到紐約,後到巴黎,成為唯一進入和會現場的中國記者,開創中國記者採訪報道國際重大會議之先河。

  在巴黎和會的 3 個月中,胡政之聆聽了中國代表顧維鈞的慷慨陳詞,也目睹了西方列強的秘密外交,最終他看到,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之後第一次昂着頭,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使青島免於劃歸日本。

  填補國際報道「中國視角」空白

  作為第一位亮相國際會議的中國記者,他於會場內外積極採訪,共向國內發回專電14篇、通訊4篇。這些第一手的新聞報道,填補了「中國視角」的空白,以民族利益為新聞價值的判斷標準,取捨報道的對象、主題和材料,在這個重大國際問題上,發出了中國人自己的聲音。這在中國新聞界國際報道意識尚未開化的時期,具有重要的開創意義,而胡政之亦因此贏得「在舊中國新聞界並世無兩」的崇高地位。

  在新聞報道的寫作上,胡政之非常注意現場細節和個人感受,使人讀來身臨其境、有感有悟。他所撰寫的題為《外交人物之寫真》的一組人物通訊,以中國親赴巴黎參加和會的五位專使為報道對象,指他們有的「謙謹和平而拙於才斷」,有的「悃愊無華而遠於事實」,有的「才調頗優而氣驕量狹」,有的「雖老而性情乖亂」,有的「口才雖有而欠缺條理」,因此「以人物言皆不能無疵,

  報道圖文並茂 點燃學生愛國熱情

  可以說,胡政之所撰寫的關於巴黎和會的一系列旅行通訊,不但內容翔實地揭露了日本勾結英法兩國強奪我山東青島權益的卑劣行徑,且將北洋政府所派專使大員的面目刻畫得活靈活現,從而揭示出當時中國官場之辦事紊亂與民族的劣根性。

  為讓讀者更加一目了然,清晰讀懂報道傳遞的信息,《大公報》還配發了一系列質量上乘的新聞漫畫。1919年2月15日,該報發表第一篇相關新聞漫畫,題為《國外情形勢將如此》。畫中,「歐洲和平大會」專使的口中封著日本旗,暗示中國外交代表團必然被日本收買;次日漫畫題為《親善目的》,描繪外國代表交換青島的情景,表達了對巴黎和會後果的擔憂;另一幅漫畫《努力瓜分》,畫上五頭牛爭搶一只鳥,寓意主宰巴黎和會的五大國覬覦青島,表達國人對西方列強的不滿;《堅不退讓》一畫則詮釋民眾堅決不放棄青島主權的決心,抨擊當局對國家利益的出賣。

  這些一針見血、入木三分的新聞漫畫形象而直觀,與相關報道珠聯璧合、相得益彰,在《大公報》刊發後,引起強烈反響,青年學生爭相閱讀,一時洛陽紙貴。人們從報道中看到帝國主義戰後分贓的猙獰面目,徹底打破了對帝國主義的幻想,長期壓抑在心頭的怒火和愛國熱情被瞬間點燃。

  胡政之傳回的報道圖文並茂 點燃學生愛國熱情,成為五四運動的輿論推手資料圖片

  傳遞五四學生愛國呼聲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吹響了反帝愛國的號角,「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廢除二十一條」的吼聲傳遍全國。

  對此,《大公報》及時給予翔實報道。1919年5月5日,《大公報》刊發《北京學界之大舉動》一文,報道佔據了約四分之一版面。當中寫到「...青島問題至近日形勢大變,我國朝野均奮起力爭,而北京學界尤為激憤,乃於昨日星期休假國立大學及各專門學校學生舉行遊街大會,以為國民對於外交表示誓爭到底…沿途秩序井然,觀者塞道,無不為之感動。」文後還附有「北京全體學界通告」。

  6號之相關報道更加詳盡、客觀、中立地描述了事件經過和各方看法,還表達了對學生運動的同情——「大概對於學界力爭外交問題無不同情,而對於激烈舉動後之辦法,多期望政府迅謀適當辦法,勿使風潮再行擴大」。隨後,關於「五四運動」的相關消息成為接下來一段時間《大公報》的報道熱點。

  可以說,《大公報》見證並記錄了「五四運動」這一民族復興的歷史起點,某種程度上,亦可視為引爆這場反帝愛國民主革命的輿論推手。此後,《大公報》對旨在喚醒國民、改良社會、發展個人、增進學術的「新文化運動」多有推動,其副刊更為新文學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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